本书记载了纵跨1998-2005年福建省冶金工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内容包括：冶金矿山工业、钢铁冶炼与加工、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辅助材料及辅助部门、固定资产、机构与管理等。

本书上限为1993年，下限为2005年。具体内容包括：资源建设、库房建设与安全保管、开发利用、法制建设、监督指导、信息化建设、档案科研与学会工作、宣传与交流、机构与队伍。

本书为《荆楚文库·方志编》的一种，以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本书由时任麻城知县郑庆华于同治八年(1869)主持修撰，光绪二年(1876)刊刻之事方竣工。志分十纲：大事、方舆、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掌故、兵事、丛谈，凡五十六卷首一卷。首卷分前、后，前含序、纂修职员、图、山川地舆字号，后含目录、凡例、志略考、县志源流。其体例较乾隆志有所更易，因《湖北通志》与《黄州府志》皆以志题纲，是志更改前志“考”“纪”“传”“表”等为“志”，并将“文征”更名为“艺文”。纲下子目略作调整，如将前志“列传”下子目归入“人物”，“考”下“山川”“古迹”等归入“方舆”，“赋役”“祀典”等归入“建置”。此外新增“兵事”一门。是志所录，乾隆志所载者皆仍之，康熙志所载而乾隆志遗漏者酌补之，各类下增以采辑举报之内容，入志者皆经核夺，以免讹误。是志职员名单颇为详尽，且对旧志职员专门以《县志源流》一篇进行记录，此例既讲求规范，也颇显对参修人员之尊重，在同类志书中少有。该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清代麻城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史料汇编。

《史志研究》是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的论文集，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勇先主编、统稿，主要收录青年学者、优秀学生立足经典史志研究方法，聚焦区域历史、地方志文献等对象的研究成果。本书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的具体考证，有出自成熟学者之手的项目成果，也有学界新秀的争鸣之作，研究视角独特，在将当前先进科技手段与传统史学研究相结合方面做出积极的尝试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

本书为一号两册套书，分别为《景村村志》和《景村村志·村民家庭记载》。《景村村志》共设13章，主要介绍：村情概览、乡村建设、农业生产、村域经济、社会事业、文明创建、村落文化、方言俗语、习俗礼仪、村民生活、物产美食、人物荣誉、村民忆事。通过村落文化、习俗礼仪、民间故事、各类人才、农业品牌产品、家庭副业和动迁安置等方面，反映了景村村的特色及发展历程。《景村村志·村民家庭记载》主要记述和介绍本村村民家庭人员信息和家庭发生的大事。

本书收录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影印版由清代学者徐时栋校，陈子相补，为同治年间刊本，共31卷，分札记20卷，补遗2卷，校勘记、佚文4卷，杂录2卷，作者2卷，余考1卷。

本书是南岭历史地理丛书的一部分，收录了蓝山县共80通碑刻和《宁溪所志》，是蓝山县部分民间未刊文献的整理与刊布。其中碑刻部分包括蓝山县塔下寺碑刻群、土市、楠市、蓝屏乡、所城镇及祠堂圩乡所存碑刻。宁溪所城遗址位于蓝山县舜水河、大桥河流域，《宁溪所志》是田野实地调查所获的一手民间文献。

本书除概述外，共十一章，内容包括：中共南安组织的建立、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的壮大、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南安新发展、南安华侨参与祖国革命活动、老区建设、红色革命遗产。

本书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局(馆)联合编辑出版《重庆市重要历史文献选编(1949-2006)》多卷本文献集中的一本。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领导讲话、重点专题，重点整理公布了1988-1996年间的重庆市重要文件资料。书中收录的文件资料，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与时间赛跑”，努力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壮阔历史，为深化研究和宣传重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史料依据。

作者结合史前传说、出土文物、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从溯源人类始祖起，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讫，作者将中华上古时期至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启前的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梳理了一遍，有叙述，有考辨，有证伪，有发明，有创见，神话传说与文化遗存穿插，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有理有据，有述有评，通俗易懂，立论有一定说服力。

本书首先从对“文化”这一基本概念的描述出发，充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奠定思想基础，继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制度与政治、宗教与哲学、民俗这几个方面的系统介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进行了一个有选择性的、宏观的展现和归纳总结。

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借助武力强取后周政权，其对五代时期诸侯盘踞、互攻互伐的局面十分警惕，更惧怕“黄袍加身”的合法性存疑而被征讨，因而“杯酒释兵权”以巩固皇权根基。与此同时，周边政权对峙的外部威胁长期存在，宋朝也曾试图兼顾内政外交以扩大版图，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连续失利，未能实现统一大业的夙愿。内忧外患的格局，形成了宋太宗“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重点防范内部变乱，而对外消极防御。相对武官而言，宋朝历代君主认为文臣对皇权不会产生实质性威胁，通过科举培养了“崇文抑武”的倾向逐渐显露，文武官员的政治地位日益悬殊，这也逐渐形成了“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赵宋王朝生于忧患，积贫积弱，整体国势疲弱不振，却藏富于民，商业贸易发展至巅峰。两宋三百年，创造了经济和文化的辉煌成就，居于当时的世界前列，无愧为中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璀璨时代。可是由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味地奉“祖宗之法”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未能做到“与时迁移”，未能更新国家治理模式，导致外交被动，军事孱弱，终致王朝末日。